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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著名专家为牛河梁献策

2021-10-15 10:17:48 来源:辽宁日报 分享到: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        郭大顺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16个地点分布图和第二地点放大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

记者  商越  吴限  朱忠鹤

提 要

十月十一日,近百位国内考古专家齐聚牛河梁遗址,研讨红山文化考古成果,为红山文化遗址的下一步发掘支招。考古界著名的三位专家王巍、陈星灿、郭大顺接受本报采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郭大顺: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工作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红山文化发现100周年,牛河梁遗址也走过了40年的考古历程。10月11日,多位考古学家齐聚牛河梁遗址,研讨考古成果,为红山文化遗址的下一步发掘支招。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就是40年前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在“纪念牛河梁遗址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红山文化牛河梁论坛”上,郭大顺向考古工作者发出倡议:考古学升华到历史学的条件已经具备,考古工作者要在观念上有所转变。

“苏秉琦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郭大顺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考古学要以独立学科的方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重大历史课题。

1981年,牛河梁遗址被发现,并由此引发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大讨论。不少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缺少进入文明社会的所谓“三要素”,即金属的发明、城市的形成和文字的出现,所以是否进入文明社会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在文明起源讨论刚开始时,苏秉琦就告诫大家,不要在文明的概念上打转转,而要结合中国特点进行研究。为此,他身体力行,一边实地考察,一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点。

研讨会上,郭大顺最后作总结发言。他提出,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中国史前史的史料来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不等于考古资料的堆砌与综合,从中国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是一个开创升华的过程,这要求考古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飞跃。

“考古学家有从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的优势,更负有思考未来的责任。”郭大顺认为,考古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独立学科和本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出土于包括诸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各具区域特色又互有影响的实物资料为主,在创立中国考古学科体系的同时,重建古史,复原出一部和“以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苏秉琦语)、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的中国历史。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在复原中国史前史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牛河梁遗址发现的一大影响,是推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由于牛河梁遗址以祭祀为主的特定内涵,使文明起源研究不限于起源的具体时间和标准,而是提出如中国道路与特点——信仰体系化;礼制的起源;中华文化传统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基础;强大的传承力与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以及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历史有机结合等深层次的问题。红山文化没有涉及所谓“文明三要素”,却是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为认识基础的,从而也更能反映出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

郭大顺还叮嘱考古工作者: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工作,大家要增强职业自信、深感责任重大,可以以牛河梁遗址等史前史考古为方向,继续探讨牛河梁遗址群的形成过程,不仅做好遗址文物的发掘整理工作,更要做好考古成果的研究阐释工作。

王巍:多学科深入合作,将考古工作细化

牛河梁遗址在今年被评为“百年百大重大考古发现”,世界百项考古发现亦榜上有名。

在本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告诉记者,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的中心,是瞭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精彩与厚重。现在,如果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选择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考古学文化,那一定非红山文化莫属,利用考古学材料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是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开始的,重点是牛河梁遗址。

王巍指出,苏秉琦的很多重要学术思想均来自牛河梁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正是有了牛河梁的考古发现,才明确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样性,进而颠覆了传统的黄河文明中心论,开创了文明探源的新格局,拓宽了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事业,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对考古学科发展有着里程碑的作用,它的学术价值怎么说都不过分。”王巍也坦言,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人们对于年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又增加了新的期待。

作为红山文化研究学术指导组组长,王巍也欣喜地看到,对牛河梁的大规模发掘和研究已经开启新的探索之旅。“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涉及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王巍介绍,从2021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科研力量,打破了地域、学科的限制,联合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实现了多学科的深入合作,从更广阔的视角,深入探索牛河梁遗址及其社会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这种全新模式对助推牛河梁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加深合作。

对于下一步牛河梁考古研究方向,王巍首先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大力度开展对刚刚发现的跟牛河梁同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的发掘,填补在牛河梁没有发现红山人生活居住遗址的缺憾。

在今后的红山文化研究方向上,王巍提出建议:第一,要在做好遗址勘察和考古发掘的同时,将考古工作细化,确定明确的组织架构和实施规划,为实现规划目标提供重要的保证和支撑。第二,牛河梁考古的重要意义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全面收集国内外有关红山文化的发掘资料、研究成果以及与文明起源相关的资料,将牛河梁遗址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文明发达程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方位地阐释和宣传出去,这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重要的作用。第三,要把牛河梁的考古研究立足在东北亚考古的角度,横向地比较牛河梁遗址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全面地挖掘牛河梁遗址的文化价值。第四,在继续加强遗址内涵、价值比较分析的基础研究上,落实保护管理责任,妥善保护好遗产本体和环境风貌,这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

陈星灿:下一步重点是查勘红山先民聚落址

“从全国范围来讲,辽宁是文物考古大省。下一步考古重点放在红山先民生活居住遗址上。”

10月10日晚,坐在记者面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气质儒雅、思路清晰。当谈到有关辽宁考古工作这个话题时,他这样说。

陈星灿长期专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和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他对辽宁的考古工作发展脉络及省内遗迹、遗址等情况如数家珍。

陈星灿说,辽宁之所以是文物考古大省,一方面是因为辽宁发掘出土的文物多、遗迹和遗址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实力较强,一批专家、学者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力。

不仅如此,相较于国内其他省份,辽宁的考古工作起步也比较早。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其标志是1921年10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发掘仰韶文化遗存,正式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序幕。但实际上,就在同一年的6月份,葫芦岛市南票区的沙锅屯洞穴遗址就已经开始考古发掘了。

自1921年起,在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且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中,辽宁地域内的考古遗存逐渐露出地面,各个时期都留下历史遗存,吸引了全国考古工作者及普通公众的目光。不仅如此,辽宁地区作为东北古文化区的一部分,又处于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和西部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地带,并以此联系着广大东北亚地区。从这一点上看,辽宁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上。陈星灿表示,实际上,目前的辽宁和辽宁人仍在接受着这一文化圈的重要影响。

牛河梁遗址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也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大量玉质礼器和陶器,证明五千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因此牛河梁也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在今年全国评选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牛河梁遗址位居全国前列。

陈星灿十分关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从国家层面推进的、始于2001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陈星灿透露,在这个新时期里,全国共有13个重点考古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牛河梁”是其中之一,这足以看出牛河梁遗址在全国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性。

对于我省的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陈星灿提出了建议,他表示,考古工作者可以重点关注与查勘红山先民的聚落址。因为“牛河梁”主要是红山先民的祭祀场所,而到目前为止,在辽宁地域内,同时期的红山先民在哪里生活与居住还很少发现,“这是值得关注的课题。”陈星灿说。 

责任编辑:张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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