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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融入那片土地的作品才鲜活耐读

2021-10-09 14:14:10 来源:辽宁日报 分享到:

《在群山之间》封面。

受访者简介    陈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工作与散文写作。现为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先后执笔多个省部级研究课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的散文、评论作品。著有非虚构作品《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曾荣获冰心散文奖。主编有《中国青春文学典藏书系》《灯盏》等。2021年2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记者  高  爽

核心

提示

消除贫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并在2020年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非凡过程,为文艺工作者普遍关注,也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主题。

当脱贫攻坚进入文学书写,写什么大体清晰,而如何写,就显得更为重要。

兼具作家与一线扶贫工作者双重身份的中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日前出版的散文集《在群山之间》,就是众多书写脱贫攻坚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中的一部。

围绕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创作,记者与陈涛展开对谈。

一个写作者,不仅要做到“身入”“心入”,更要最终达到“情入”,而“情入”是最难的

本报记者:近几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现。就您目光所及,怎么评价这些作品的总体水平与特色?

陈涛:在全国脱贫攻坚过程中,广大作家没有缺席,他们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以作家或者工作人员的身份深度参与其中。近年来,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包括小说、诗歌,不过也如你所说,更多的是纪实性作品,因为纪实性作品可以更直观、更迅速地展示我们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我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就与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坦白来讲,在所有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作品仅仅停留在记录与呈现这段历程,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既要围绕这个主题,又要超越它,切记不可主题先行。不管是什么主题的文学创作,首先是文学,都应该是在记录与展示的基础上,传递我们这个民族蓬勃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从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这类题材作品创作的优势和难度在哪里?

陈涛: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个人认为,这类作品的完成度主要取决于情感投入的程度。一个写作者,面对写作的对象,面对那方土地以及活生生的人群,不仅要做到“身入”“心入”,更要最终达到“情入”,而“情入”是最难的。这类题材优秀的作品,不仅要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素材、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融入那片土地,实现与当地群众的情感融通,唯有如此,作品才是鲜活耐读的。

乡村有它内在的坚固的缓慢的运行逻辑,并不会被轻易打断或加速。在它面前,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主位

本报记者:近年来,我们读了不少以脱贫攻坚为内容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作家创作的,您的这本《在群山之间》是少见的作为扶贫干部和亲历者创作的。旁观者的观察视角和亲历者的视角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群山之间》中,很多篇章让人读得饶有兴致。比如《大地上的孩子》中,那几个小姑娘,害羞得不说话,告诉她们会带毽子来给她们玩,转身上楼时,身后传来她们兴奋的叫声,特别有画面感。扶贫干部与当地群众的接触,您在书中有大量描写。我觉得您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很多笔墨,是有意而为之吗?它何以如此重要?

陈涛:我在作品中这样处理,既有主观的考量,又有被动的思索。作为一名人生地不熟的扶贫干部,到当地挂职,必然会遇到客观存在的问题,即融入问题。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并不是着手开展扶贫工作,而是适应当地的环境、饮食、工作节奏、思维习惯等等。譬如我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可以与当地人进行语言上的顺畅交流,生活上的种种不适、机关生活与基层工作方式的截然区别等也需要逐一适应,需要双方的磨合。这些方面的内容都会很自然地出现在作品中。

另一方面,我在创作之初就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写成一本单纯的挂职笔记,我必须要通过一件件小事、一个个具体的人甚至是一点点的情绪,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体现出我对这段经历的真切感触与思考。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小姑娘,当我说带毽子给她们的时候,她们发出的笑声,其实是很令人心酸的。她们笑得越开心,越让我觉得难过,一个普通的玩具竟有如此大的魔力,也说明了当地物资的匮乏。

本报记者:问上个问题的原因是,我读过的大多数同类作品,更愿意写脱贫攻坚工作和扶贫干部给乡村和群众带来的改变,当然也很好,因为改变的确是巨大的。但您似乎更多地写到了那片土地和人民对您在思想上的冲击和改变,甚至大多数时候,您都没有站在主位。为什么如此写?

陈涛:您的这个问题背后是我们如何看待乡村。鲁迅先生那一代作家,他们对乡村大多是一种批判、同情、回望式的写作。当下的作家大多也同样有这样一种写作模式,那就是“我所给予乡村的”或者是“我所看到的乡村的接受及改变”。

我在去担任“第一书记”前,领导跟我讲要“量力而行”,我很感谢他对我的提醒与关爱。为何这样讲,是因为乡村有它内在的坚固的缓慢的运行逻辑,并不会被轻易打断或加速。在它面前,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站在主位。乡村面临的问题,乡村的进步与发展,这并不是乡村本身要面对的,而是所有人,包括我们作家要共同面对的,我们要同题共答。

作为一名写作者,尤其不能把自己有意无意地凌驾于乡村之上,要学会思考乡村带给了自己什么,而非自己带给了乡村什么。我一直认为乡村叙事是最具叙述可能与文学魅力的场域,乡村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远远超过我们能带给它的。

本报记者:最喜欢的两篇是《修道》和《山上来客》,对政策不理解不配合的乡村群众,处理乡村事务的繁难。如果是做新闻报道,我们会做上述这种简单归类,但在您的叙事中既具体又复杂,尤其是您对他们心态的分析,很深入,我觉得可以使用“深刻”二字。

陈涛:谢谢您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修道》《山上来客》以及《芒拉乡死亡事件》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里面有相对尖锐的摩擦与矛盾,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不断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以文学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也是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不同所在。

本报记者:您会如何描述您面对乡村群众的态度?同情、悲悯、同理心?

陈涛:努力让自己保持中立,最大限度地理解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看来违背公序良俗的人。我们常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同样,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被损害过。以非黑即白的观点来看人,不是文学创作者的做法。

脱贫攻坚的伟业值得我们不断回望,反复书写……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会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

本报记者:书中有一段话,“专门用两年的时间专心去做一件在我看来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虽然有付出、有代价,但终归有许多的收获”。对您的人生,对作为作家和文学编辑的您来说,收获是什么?

陈涛:我的收获就是我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校正。明白了哪类文章才是我所欣赏的,我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变化。如同我现在对生活的看法一样,穿透生活的迷雾,抓取生活的本质与真相。

本报记者:您离开扶贫的地方已经四年多了,但似乎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这应该也是众多有过扶贫经历的人的共同点吧?再回过头去看那片土地,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您会有什么新的感受?

陈涛:这是一段注定终生难忘的经历。在这段生活里,我得到了一种感受明显的成长,并且是正面的、积极的。我想这不仅是我,也是全国同样跟我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的共同感受。近几年,我认识了很多年轻的“第一书记”,通过与他们交流,也验证了我的感受。大家都对挂职的乡村充满感情,即使离开了,也依然会牵挂,会为当地的发展尽心尽力。我离开后的四年多,先后回去4次,并且即将第5次回到那里。我把那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想念那里,想念那里的朋友、那里的饮食。每次回去,整个人都会慢下来、沉静下来。

本报记者:关于脱贫攻坚这一内容的文学书写,您认为还会继续吗?如果会的话,继续的价值何在?它会对未来的文学场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贡献?

陈涛:新闻有时效性,文学则没有。脱贫攻坚的伟业值得我们不断回望,反复书写。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尤其是像脱贫攻坚这类重大题材,它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意义何在?我们对它的研究、观照是否可以更丰富,这都需要时间与过程。我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脱贫攻坚的文学书写,肯定会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阿来在汶川地震10年后创作的《云中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责任编辑:张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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