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  宏

■提示

自商周以来长达30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也是一部商业文化史。李强所著的《中国商业文化简史》以时间为轴,爬梳中国商业史以及附着在传统文化上的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夏商周的重商时代、秦汉的抑商时代到唐宋的繁华时代、元明的商业转型时代和清朝的迅速发展时代,反映了几千年来朝代更迭与商业的关系,在其发展的描述中,中国商业与中国文化的始终互融清晰再现。

中国商人也有过“黄金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谈到清朝的商业时认为,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商业化的国家。他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介绍,虽然中国是最典型的农业社会,但在18世纪末,清朝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一半以上的棉布、超过9/10的生丝,以及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的。这些数据也许会颠覆人们严重低估中国商业思想的观点。李强告诉大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轻商”“抑商”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中国商人也有过“黄金时代”,特别是在秦朝统一前,商人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在社会上身价不低,深受百姓欢迎。李强从商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商业都市的发展、商品种类的变化以及货币的变化史,对中国商业发展进程和商业文化流变做了清晰的梳理。

本书以商业发展时间为轴的线性脉络,便于人们理解。商业与商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商朝之前,平等交易、等价交换的商业文化就深入人心。在夏朝时,它属下的小部落商族人的首领王亥就驯化了牛,带领部落赶着牛羊到其他部落进行交易,给其他部落带去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夏朝的其他部落都喜欢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这在《山海经》中有所记载。商朝人以经商发家,自然重视商业,国君在宫城中修建“九市”。周朝时经商更是被当作国家的重要事务,商业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和林业差,“商贾”在当时的“九职”中位列第六。重商的文化孕育了重“义”的商人,他们无私支持国家,郑国“弦高犒师”的典故就是例证。古代商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从战国晚期到南北朝期间开始“重农抑商”。商鞅主张出台法令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刘邦也出台“贱商令”,不让商人骑马、坐车、穿着高级服装。如果说秦时对商人是迫害与掠夺,到了汉朝就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到了唐宋时期,“抑商”局面才得以改观。唐朝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富商大贾“常与朝贵游”。到了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可以出任官职。至于婚姻,富商人家与士人或官宦之家联姻也大有人在。不同朝代统治者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出台不同的商业制度。因而,不同朝代商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就有着当时执政者追求的利益所投射的影子。

说起中国古代的商业盛况,《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商业盛况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商业发展里程碑式的标记,那是与今天节假日时的商业街不遑相让的繁荣。中国商业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未必总是奔向目标前行,附着而生的商业文化也如此,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通邑大都的商业状况,涉及酿酒、酱菜、牲畜、布匹、水产、瓜果、蔬菜等数十个行当。到了唐朝的东市、西市,更是规范的商业专区,宋朝的城市工商业则可以自由选择经营地点,时间也不再受限,“夜市”的合法性得到官方认可。元朝更是凭借着青花瓷器,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把商业触角伸到了国际市场。明朝时白银成为货币主角后,中国的商业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清朝到了雍正时期,中国商业经济完成了巨大转型,跨区域贸易在商业中占比逐渐增高,清朝最著名的两个商帮“晋商”“徽商”,更以“重诚信、讲道义”的商业文化发展绵延了一两百年。

诗词书简里的商业气息

商业文化由来已久。但李强认为“商业文化”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中国商业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李强认为,要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史,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核心价值观,而“义利并兴” “候时转物” “以和为贵”和“诚实守信”,就是构成中国古代商业的核心价值观。

自古商人喜欢在店铺里挂两个条幅,上书:“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就是范蠡,端木就是子贡。范蠡当过越国的上将军,帮助越王“卧薪尝胆”,成为一方霸主后,他及时隐退,成为商人。在商而不耽溺于商,求利却不蝇营于利,范蠡才是真正知晓“上商近道”的人。子贡复姓端木,本是卫国普通商人,可他成为孔子学生后,追随孔子“问仁”“求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成为后世商人的楷模。这样的从商之道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为阻挡秦军偷袭郑国而献出自己的牛羊;汉武帝时期真诚无私的商人卜式,为支持攻打匈奴而捐出一半家产。此外,还有对唐朝的小商人窦乂创业史的叙述,从13岁卖掉亲戚给他的一双新鞋子开始,用了十几年时间,历尽辛苦,成功打入京城富商行列,发财后不忘接济穷朋友。这些历史上的著名商人共同开辟和延续了中国的“义商风尚”,取舍之道影响深远。以尽可能大众化的方式,以当下人的视角,将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做了通俗表达,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古代的诗词歌赋中也会不时地流露出当时的商业气息,从文化名人的诗词书简中可以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商业烟火气。通过“笑入胡姬酒肆中”,我们了解到当时长安城内有许多西域商人做生意,通过“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驭”了解唐朝酒馆也可提供葡萄酒,用金制的酒器,当时珍贵的葡萄已进入百姓生活。欧阳修的书简则另有一番意趣,他给友人送鱼干“尝鲜”,送数十乃至上百管毛笔,还谦称“起草可也”。好友送来珍贵的茶叶,他要还回去一半,一方面反映了宋朝的茶叶市场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精英人物的消费品位。在这些“文化人”的字里行间,早已消逝的商业“烟火气”和文化韵味仿佛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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